李敬泽、阿来、梁鸿鹰、孟繁华、贺绍俊……都来了，长篇小说《惊蛰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
川观新闻记者 肖姗姗 文/图
7月7日。小暑。中国文坛却在为“惊蛰”而动。
下午2点半，李敬泽、阿来、梁鸿鹰、孟繁华、贺绍俊、刘庆邦、陈福民、张学昕、刘琼、王春林、何平、杨庆祥、张莉、邢春、刘大先、李云雷、饶翔、杨青等20余位作家、评论家齐聚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大会议室，参加四川作家杜阳林长篇小说《惊蛰》作品研讨会，研讨会由《十月》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。围绕作品，与会嘉宾就时代与个人、乡村文明的现代化、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等多个重要主题，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探讨。
《惊蛰》单行本出版
作品饱含强烈的励志功能
今年7月，《惊蛰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·KEY-可以文化推出，是一部讲述底层少年凌云青抗争与成长的长篇小说。《惊蛰》最初刊登于《十月》杂志2020年6期，本次出版成书增补了杂志刊载时删减的部分内容，也对全书进行了全新的修订，使得小说在结构和内容表达上更加完整和细致。
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，少年凌云青聪慧早熟，坚强好学，但苦难却如影随形：寒冷和饥饿的折磨，乡邻旁亲的刁难与欺辱……十年岁月，几番生死劫难与惊蛰之醒，凌云青完成了野蛮的生长。时代的列车载着这个倔强少年和他沉重的过去，无可阻挡地奔向未来。
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经历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国历史巨变的缩影。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，是新时期乡村青年人生成功的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主题。这个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持续闪现，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等文学名著，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。《惊蛰》是书写这一主题的最新版本。主人公更为极端的成长压力、更为坚强的意志和更为持久的韧性，赋予了作品更为强烈的励志功能。
名家热议
讲述不一样的觉醒
出席会议的作家、评论家轮流发言，就长篇小说《惊蛰》的文学成就、文学创作与时代、乡村青年进入城市的前景等，展开了探讨。多位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，在书中看到了多位文坛大家的影子。
《小说评论》主编王春林在发言中提到，杜阳林的小说创作，让他想到了三个作品，“一个是余华的《活着》，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。”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李云雷则注意到，这个小说地域色彩特别强，“让我想起来周克芹的《许茂和他的儿女们》。”评论家、《文艺报》总编辑梁鸿鹰也表示：“读着读着我好像在读余华的《活着》一样。这些人所有的苦难都到了这家人身上。比较幸运的是家里的孩子们，尤其云青，他就是喜欢读书、爱文化，他就想自己的命运有一天会有所改变，他正视并且克服生活的艰难和困苦。”
孟繁华：小说引发对乡村青年迈向城市的进一步考量
评论家、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首个发言，他将《惊蛰》放到城市化进程上来作分析。“从19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描绘成一条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史，也就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，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文学史。走向城市的这条道路主要集结着两类人群：一类是通过现代文明的启蒙，以个人奋斗的方式，以超拔的个人性格，排除艰难险阻，不惜一切代价地走向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，作为一种巨大的个人动力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都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和审美冲击；另一类人群是通过巨大的社会运动——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国家总体战略一部分的时代背景下，大批农民通过'移民'形式进城务工，进而在城市安家，努力成为城市居民。”孟繁华认为，《惊蛰》，应该属于前一类。
孟繁华觉得《惊蛰》的结构很有特点，“小说上中下三部分，都是云青求学路上在绿皮车厢的回忆，绿皮车载着这个青年向前走，年轻人的思绪则向后奔涌。”同时，杜阳林在小说中加入的川北方言也吸引了孟繁华，“《惊蛰》是川北南充的方言，但北方读者不会有阅读障碍，反而平添了新的想象力。”
最后，孟繁华强调，通过小说人物凌云青乘着风驰电掣的列车奔向城市的这一象征，引发了对乡村青年迈向城市的更进一步的考量。“抑或说他们进城之后怎么样？中国故事还要怎样接着讲下去，中国的未来将如何表达它更合理的'现代'。”孟繁华对杜阳林提出新的希冀，期待他能用第二部第三部来解答这个问题。“乡村青年的命途如何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走出更合理的现代性，是历史交给作家的任务。”
梁鸿鹰：读完之后惊心动魄，酸甜苦辣齐上心头
评论家、《文艺报》总编辑梁鸿鹰接连读了两遍《惊蛰》。“一开始看，就觉得写的是如此平常，人是普通的人物，语言平常，故事也很平常。但是，读完之后的感觉是一种惊心动魄、酸甜苦辣，既有对你感官上的冲击，也有对你思想上的冲击。”
梁鸿鹰看到了杜阳林在刻画人物上所下的功夫，让他过目不忘的就有“小细妹”这个人物。“小细妹这个形象写得非常的温暖，给人以生活的光亮。”梁鸿鹰认为杜阳林挺老道，掌握了一些叙事的秘诀，“这个作品它没有理念化的东西，它基本上没有作为一个写作者和知识分子，站在一个能够俯视乡下人生活的高度，进行一些评判、评价和评述，这样的毛病没有。他始终写的是生活流，生活不停地向前，这个细节是非常的充沛，它构成非常细致作品的肌理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”梁鸿鹰直言，就文学来讲，把生活所有的细节，人所有的挣扎和内心的感受交代清楚了，这个书就是成功了。
刘庆邦：小说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、生存智慧
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表示，阅读《惊蛰》，让他回忆起很多往事。“小说一开始，说1976年家庭的男主人去世了，女主人带着5个孩子艰难的生存，我看一个开头马上就想起我自己的经历。”刘庆邦表示，“我这个经历在2004年的一篇长篇《平原上的歌谣》里写过，所以读《惊蛰》引起了很多共鸣。其实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太多了，但是中国人经过苦难怎么办呢？中国人还要生存，那我就通过我们的小说写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、生存智慧。”
刘庆邦认为，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要生活下来，“我觉得我们写我们个人的经历，其实也是写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，它肯定有很多的苦难的，正是在苦难中才表现了中国人，中华民族生存的韧性，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积极意义就是在这里，非常的值得祝贺。”
贺绍俊：“真实”的《惊蛰》 讲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觉醒
评论家、沈阳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认为，“真实”是《惊蛰》的关键，“杜阳林写了一个乡村青年的苦难成长史和求学之路，很多很多的细节都是写的很生动的，这种细节让我们直面现实，可以说写出了底层特别真实的一面。比方写云青还是小孩的时候跑到父亲的坟头上浇水，那个很感人，写出了孩子和父亲的情感。还比如写云青要用牙刷刷牙，那个细节当时我就想到了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里面的女孩子向往走出乡村，她要一个文具盒，我觉得这和杜阳林写云青要一个牙刷刷牙都一样的意思。”
贺绍俊表示，他认为云青这个孩子能在惊蜇中间被惊醒，并不是随随便便被惊醒的，“他蛰伏在土地下是有准备的，他是一个生命，他在酝酿。同样云青为什么能考上大学习，不是因为他的苦难，而在于他不同于其他孩子的精神和意志。最重要的是那么强大的苦难没有把他压跨，甚至还成为了他能够考上大学的关键，是能够蛰醒的关键。”
“我在想，把这个主题写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典型的形象，这个典型形象不仅仅是受过苦难的农村孩子，而是一个在苦难中能够坚持自己的学习意志、能够在惊蜇中蜇醒的乡村青年。这使他很不一样，他甚至跟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都不一样。”
李敬泽：杜阳林凭借直觉写出了一部有力量的作品
著名评论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直言这部作品带着特殊的年代感走进他的视野，让他深有共鸣。“这样一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，对于我们这些同代人来说读的时候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我是一个河北人，我也是一个城市人，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沧海桑田。”
李敬泽坦言，他特别高兴能够看到像杜阳林这个岁数的人现在来写一部像《惊蜇》这样的小说，“写出了那一代人，同时也有非常独特的、带有强烈地方性的经验。”
但李敬泽提出，这个小说还是不纯熟的，“像大家都提到的有些情节不尽合理，的确存在。不合理说明都是生活，都是真的，生活中的真事常常是不合理的，纯熟的小说家拿过来一定会把它合理化，但那些不合理的可能就是真的，在这部小说中还保留着。当我们说虚构和非虚构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一部小说里，一个作家的虚构能力、冲动，和他的非虚构的、沉重的这个牵引力同时在起作用。是弱点也一定程度上构成特点。”
李敬泽还提到了《白鹿原》，他说：“同样是小说，我不相信《白鹿原》所写的农民过的日子会比反转叙事好。但是我们怎么同时又反过来认为《白鹿原》不是苦难、愚昧？”讨论这些问题，李敬泽希望表达的就是他喜欢杜阳林的这种朴素，“他没太想，他脑子里面没有好几套望远镜在这儿倒腾，他可能就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，也不是知识分子，他表达的就是直觉的感受，直觉的关照，这个朴素的力量值得我们正视。”
张学昕：从《惊蛰》中，我看到了写实主义更大的可能性
评论家、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表示，“我读了他很多散文，他语言和情感呈现质朴，这一点在他的长篇里依然呈现出来了。在《惊蛰》中，杜阳林运用了很多细节的修辞和隐喻，包括延伸的东西。那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，云青上学时的书包，他母亲秀英给他缝的时候，把一个尿素的袋子做成书包，那个尿字呈现在书包上。我觉得他是有意的，当然也是生活本身就出现了这个东西，隐喻那个尿是在一个文化的上面、在一个教育的上面，书包上面是一个尿字。他是注重隐喻性和象征性的。
张学昕认为，《惊蛰》体现出杜阳林在写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，没有凌空蹈虚的东西、很少策略的东西，从《惊蛰》中他看到写实主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。“所以我说这个小说在试图还原。现在回过头来写1976-1986年二十年中国乡村的状态，肯定是有陌生感的，他也让我们跟他一起进入了一个回忆、整合的状态，回到一个原点的状态，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作家怎么处理这种经验。《惊蛰》体现出作者对大叙事的去魅，它的结构、叙事形态、语言很本色，所以显得粗粝，却可能更接近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生活本身。”
△阿来
阿来：《惊蛰》是惊喜，没有落入乡村题材的窠臼
著名作家阿来用两天时间翻阅了《惊蛰》，他说这是杜阳林继上一部长篇小说《步步为营》之后给他的又一个惊喜。
“很多乡村题材的小说书写总是在忆苦思甜，但这个作者没有，他用很端正地态度，以半自传的形式，书写了自己的少年成长史。”阿来强调，该小说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没有落入乡村题材的窠臼。“小说里面还有很好的是，很多他亲历的东西，他从中挣脱，体现出一种自我救赎，记忆也是遗忘。”
众所周知，阿来对语言有相当的信仰，他一直觉得一部小说好不好，语言是关键。“杜阳林的叙事功底是很好的，我想这也得益于他曾经当过记者的经历。长篇小说最难的就在于很多人描写细节，写着写着主线就不在了。而杜阳林凭借他的'记者'功夫，能把得住！把得住大的枝干，然后生血长肉，细节丰满，主线明晰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四川文坛后起的非职业作家，杜阳林的坚持与勤奋一直是为阿来赞赏的，《惊蛰》的诞生，阿来认为就是笔耕不辍结的果，“除了小说，他还在不断尝试散文写作。我很少对别人的创作有所期望，但杜阳林对待文学的态度和眼见的进步，让我不得不关注他。”
对于杜阳林塑造的小说人物“凌云青”，著名作家阿来看到了杜阳林本人的成长影像，他称之为“杜阳林的半自传小说”。“杜阳林差不多就是书里头那个肚子吃不饱又受到各种欺负、没怎么上学，但是最终考上大学的那个人，他就是那个人。”
△杨青
杨青：这是一部川北的乡村史诗
作为杜阳林的好友，评论家、《当代文坛》主编杨青直言，她接到邀请看到到场嘉宾名单的那一刻，她“惊”了！“中国当下最优秀的老中青评论家居然为了《惊蜇》能够聚集在一起，感谢杜阳林奉献了一部大家觉得值得一谈的优秀文本。”
在杨青看来，《惊蛰》为乡村谱系小说找到了新的表达。“小说主要讲了农村青年的离乡，但最重要的还是离开之后的思考，整体呈现了离乡与返乡之间的博弈。这部小说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性的，可以说是一部川北的乡村史诗，在书写个人命运的时候也有时代的整体回望，对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记录。”杨青认为，《惊蜇》延续的是巴蜀文学的传统，在四川乃至乡土文学的版图上描绘出了一个新的篇章。
杨青透露，从她与杜阳林私下的交流中，她看出了杜阳林的野心不仅限于书写个人苦难，“他一定继续要追寻乡村和中国的现代性，他到底会走向哪里或者怎么样返乡，又落脚在哪，所以我觉得阳林肯定有第二部和第三部。我相信阳林经过今天的研讨会，可以写出更好的第二部、第三部甚至第N部，期待阳林新的奉献。”
杜阳林收获颇丰
接受批评和赞誉坚持写下去
认真聆听了各位名家的发言，杜阳林坦言收获良多，“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支持。今天，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，在小暑回望惊蜇，我觉得有种时光倒流的欣然之感。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感觉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的个体、国家都发生了巨变。说心里话，我对《惊蜇》这个作品充满了感情。在写作过程当中，我对自己的过往和现实农村中的生活，进行了无数次的回望与追溯，我也跟我们那个年代以及现在年代的乡村青年进行了很多次的邂逅，甚至一些碰撞。我想我们广大的乡村发展到底该怎么走，我也进行了一些思考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完成了这部作品。”
杜阳林还提到，“各位给我的，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，我都接受。我也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，让文字带给我带给他人更多的温暖，我也希望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去发现更好、更多的文学之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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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EY-可以文化 出品 | 编辑：背背佳